东边来的秃驴

叙任权之争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关联性

去年我写过一些十字军东征的专题，当时花了不少文字讨论过有关东征起因的话题。今年打开了阅读量，参考过不少国外文献和书籍后，重新审视自己写的东西，发现自己当时所写也不过是流于国内科普书籍所阐述的形势，只是阐述详细与否的差异。反省之后，打算对去年的专题进行一次补充和修正。

一个题外话。国内和国外对待十字军起因问题的分析角度差异，与国内外对待宗教这一议题的差异有关。国内的主流声音并不热衷冷静地看待宗教，把宗教性质提升到主要原因上，而更多的言语上带着对宗教批判的意味，倾向于对基督教那一时期的狂热性以及欧洲封建势力的扩张性的阐述，字里行间隐约让读者察觉到带着国家性质差异而导致的文化有色眼镜。国内的常见论调其实比较接近苏联时期的研究论调，如果有条件可以参见1959年三联出版的扎伯洛夫的《十字军东征》一书，下面摘选了一段：

“在农奴的心目中，朝圣是一种宗教的功德，是一种‘赎罪’的手段。而如我们所知道，苦行精神归根结蒂是农奴求自由的一种宗教上的自觉表现。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把平民的朝圣看作是农民消极反抗封建主压迫的一种方法，他们的种种消极反抗，上文以及说过。”

（《十字军东征》：第一章十字军东征的原因和准备 P27）

from: https://historyspaces.blogspot.jp/2011/09/pope-urban-ii-first-crusade-kill-them.html

苏联时代的论调本身又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如果深入追溯，可以牵扯出很多衍生的话题。不过现代格局和现代的宗教关系暂时不属于本篇所要谈及的范畴。

这一次我想讨论下一个和十字军东征有关的宗教话题——叙任权之争。

先来看看所谓“叙任权之争”是什么？

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或叙任权争夺（Investiture Contest）是中世纪的欧洲最著名的重大冲突事件，矛盾的双方是教会和世俗君主。在11和12世纪之际，数位教宗挑战和指责西欧君主所握有对圣职的任命和授予权。虽然在此期间，最著名的事件是发生在1075年亨利四世与教宗格里高利七世之间争夺任命教会圣职（叙任，investiture）而发生的斗争，但是短暂而重要的斗争却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与教宗帕斯卡尔二世在1103年至1107年之间发生的教俗之争，最终以伦敦条约结束双方的争执。同一时期的法兰西国王也与教宗也因圣职任命和授予发生冲突，教宗与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的教俗冲突在整个主教叙任权事件中属于次要事件。上述所有教俗冲突在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中全都得到解决。

伴随着萨利安王朝的衰落，这场冲突导致了近5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内战，诸侯和教会联手压倒了皇帝并获得了胜利，而王权的复兴则要等到霍亨斯陶芬王朝登基以后才得以实现。

（via: 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4%BB%BB%E6%9D%83%E6%96%97%E4%BA%89 ）

from: https://historyspaces.blogspot.jp/2011/09/pope-urban-ii-first-crusade-kill-them.html

叙任权之争发生在十字军东征之前若干年，当时主力掐架的教皇也并不是在克莱蒙发出宣告的乌尔班二世，那么为什么还能和十字军东征的起因扯上关系？我觉得可以分别从教会、世俗王权这两条线来梳理这一问题。

1. 世俗王权

自君士坦丁大帝信奉基督教之后，到狄奥多西时代让罗马帝国全境几乎90%的人口皈依，基督教取得了显示出了强大的适应力以及令人侧目的成功。

王权之所以会放弃罗马的多神教转而支持一神的基督教，除了一些个人信仰之外，也是顺应社会对于精神生活发展的渴求。奥林匹斯诸神的时代，所信奉的神祗多为自然神，出自于对自然现象的畏惧或者崇拜而被敬奉为神祗。他们能保佑生产、保卫城市和国家、惩治恶人、制造灾难，却并不负责解答更为深奥的哲学、精神生活上的疑问。而历史进行到罗马时期，这一需求恰好由热衷于讨论天堂、生死来世的基督教所满足。

多神的信仰分散在罗马帝国版图各处，比如推崇福波斯（阿波罗）的底比斯，比如信仰密涅瓦（雅典娜）的雅典，还有在非洲的埃及诸神。不同信仰之间的包容性带来的也是地区之间的差异化，还有国家运作上的困难。虽然基督教之后也分化出了很多分支，可是在信仰上是统一的。

所以世俗王权是乐意接纳基督教作为国教的。一开始，王权阶级也仅仅是把基督教当作一种新的庇护，就像他们在征服埃及后也在自己的头衔埃及化便于统治。宗教力量次于国家力量。

可是，宗教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时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运动。

from: https://www.deviantart.com/art/Constantine-the-Great-416735576

2. 教会

君士坦丁大帝负责召开由元老院授权进行的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基督教已经开始了同国家政治的混合。君士坦丁大帝并不是神职身份，可是由他牵头召集罗马境内的主教（当时还没有教皇制度）讨论一种宗教并且对其内容进行论证、形成文书，这是在五贤帝时代不可想象的。这个事件的本身也说明刚刚被立为国教的基督教在罗马国内惊人的膨胀速度。

历史一直进行到476年西罗马灭亡，世俗王权发生了根本性的分裂，可是基督教却存活了下来，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帝国的分裂，世俗王权的被削弱，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宗教的扩张。而到了751年教皇为矮子丕平的加冕，则是让王权跌落到了和世俗权威平行的地位，宗教影响政治格局由此开端，同时这个时间也成为了后续争端的一个根源。

（多说一句，这张图是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to AD 451，推荐这个DA，里面有很多历史地图：https://undevicesimus.deviantart.com/）

3. 又谈世俗王权

中世纪宗教成为了精神生活的主流，可是宗教本身并不能脱离世俗的物质基础，比如建立教堂的地产，比如税收。分裂对于教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各个王国或者地区的教会出现独立、不集中的情况，神职人员的任命本身应该属于教会的管辖，但是落实到地方上的时候，便成了世俗力量在履行这一义务。

教会通常的结构如下：教皇-红衣主教-主教-教士-修道士/修女

如果可以掌控主教/红衣主教的叙任权，也等于是架空了教皇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加上教皇的选举在1059年枢机团出现之前还能受到世俗王权的干涉。于是，王权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了掰回城池的突破口。

买卖神职的本质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世俗王权需要指定利于自己统治的地方主教任职，加之地方教区会拥有地产、收取什一税的权力，世俗王权便理所应当地将委任权进行买卖，有时甚至是反复买卖。英格兰格拉斯顿伯里的修道院长在被驱逐之后，以500磅的价格买回了自己的职位。

4. 再谈教会

买卖受贿的行为本身在教会认为是世俗的、罪恶的，严重损害了教会权威，并且危害到了整个天主教的组织性。虽然从后世看去，教会牢牢掌握了中世纪的精神生活并且始终贯穿其中，但是教会本身的根基是排斥物质，物质是会腐朽的，精神才是永存的，但是人首先生而即拥有一副物质的肉体，直到升入天堂之前，都必须要依赖世俗的一切，这就决定了教会本身会对世俗物质产生依赖，而这种依赖中又不能削弱教会的纯洁性以及神圣性。矛盾间接促使了罗马教会从十一世纪开始对世俗王权采取强硬态度，试图打破教会和王权之间的平衡。

以格利高里七世所发布的二十七条《教皇训令》为标志，争端达到了顶峰，又以米兰主教的任命问题，直接导致了神圣罗马帝国和教会的直接对立。教皇训令的言辞之强硬，强行宣告讲教会权力全部收回，并且凌驾于王权之上，其中的一条“他可以罢免皇帝（Quod illi liceat imperatores deponere）”。

fr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E8%A8%93%E4%BB%A4

教皇和亨利四世彼此攻伐。1075年亨利在写给教皇信的开头自称“亨利，非经篡权而乃由上帝圣授之国王，致希德伯兰（格利高里七世的本名），此刻非教宗而乃伪隐修士”，在信件的末尾写道“朕，亨利，上帝恩眷之国王，同朕全体主教，晓谕尔，下台，下台，而且永被诅咒”。格利高里七世则在次年革除了亨利四世教徒身份，在绝罚的宣布里，教皇写到“他（亨利四世）试图毁灭教会的荣光于是剥夺他已有的荣耀。他违背一名基督信徒的言行，他拒绝回归天父的怀抱，他与被驱逐者狼狈为奸，他犯下了许多罪孽，他无视我给予的警告和救赎，他自行切断同教会的联系，并且企图分裂教会，因此以教宗的权力，我诅咒他”。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宽广一些，教会对于世俗买卖的抗拒属于被动性质的抵抗，那么发生在同一时期（1073年）对西班牙穆斯林占领地区的收复战争，以及罗马教廷同拜占庭教廷的关系，则可以被认为是天主教会的主动进攻。掌握军事调动权，获得贵族们的支持，是最为直接有效威胁皇权的手段。最直接的例子便是，格利高里七世在革除亨利四世的教籍之后，获得了德意志贵族的一致支持，虽然是短暂的、以彼此利益为前提。

from: https://nl.wikipedia.org/wiki/Paus_Urbanus_II

5. 尾声

叙任权斗争最终是以教权压到王权结尾。这对未来的十字军东征铺垫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如果教会的权力没有达到加强，如果教会没有获得更多的平信徒，如果教会没有赢得贵族以及军事力量的支持，以欧洲分裂统治的形势，不会有国王有能力组织如此大规模的战争，而乌尔班二世的出兵号召也许就只会如他之前的预想，有若干骑士响应即可，只是作为一次教权的炫耀，而不是一次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演讲。